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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二部分 村寨的那些事儿之一
[ 录入者:848079700 | 时间:2016-07-12 15:33:36 | 浏览:2019次 | 来源: | 作者: ]

之一

       村寨里的人们历来对花草古木情有独钟,爱护有加。在如今的士旺村委会院子里有两棵依然遒劲繁茂、年年花香馥郁的十里香与金桂,这两棵古木已经有上百年的历史。村民们都会在满园芬芳的季节里,采摘一些花朵,十里香入药,金桂则成了做糖食原汁原味的最佳香料。比如在包谷糖、核桃糖、米花糖、黄豆糖里撒上少许的桂花末,绵甜清香叫人欲罢不能。这两株树如果去深究,还有许多传奇故事。有人说是过去的地主和长工所栽,但确切的实证是由曾经显赫一时的当地“土把总” 公区长亲手培植。过去树下有一池塘,曾有一位小孩不慎落水身亡,当地“官员” 一怒之下,填埋了此池,但每晚都能听到孩子的呼救声和母亲的唤儿声,人们悄悄请了东巴算卦,认为没有了水魂,黄泉之下的溺儿不会得到安宁,后来修了一条小水沟,挖了一个小水塘,让昼夜的流水声陪伴着弱小的亡灵,自此后,那些声音就再也听不见了……两棵古树在

村民的护佑下,躲过了“文革” 期间的劫难,也免遭各路商家的买卖,成为村民富足的象征和村里的宝物。

       在院落背后,曾经有一棵几个人才能围拢过来的高大挺拔的柿树,它与河对岸“外古家”(纳西人家的住户,往往以地名、姓氏来称谓)的塔枝树、山胡椒树以及苏普湾小学不结果实的塔枝树(人们都说那棵是“公树”),村中核桃树王(喇叭)一样齐名。

       村公所背后的柿树,长得有数十丈高,果实还未成熟,男女老少饥饿嘴馋,操起棍棒石头,每打落一个果子,一伙人便会蜂拥而上,抢到半生不熟的果子就往嘴巴里送,青涩的果子就拿到家里,扒开火塘里的灶母灰把它烧得皮烂骨头生,津津有味吃得像只“乌嘴狗”。而果子长得像羊屎疙瘩一样的塔枝,大家依然如法炮制,只是果子太小,但大家为了这些唯一的“零食”,往往在石缝

间和棘丛中寻来找去,到年边家家户户总是有一些阴凉干透的黑色果实———塔枝,成为冬春季节村寨里的小孩子最喜好的“路奇”(纳西语零食)。而山胡椒树纳西语又叫它“塞闭”,四季常绿,幽香袭人,辣香苦涩的果子成熟阴干后,可做佐料,还可入药,深得村民的喜爱。

       此外,村头的上打场还有一棵一围多粗的玉兰,树高数丈,枝繁叶茂,最奇的是一株树同时开白色、粉红色两种花,花开时节,树身花团锦簇,几乎看不到叶片。这棵玉兰花属于私人栽种,花开不败,花香馥郁。1999年初春,大量采购奇石和奇花异木的商家逆江而上,在村里一眼看中了这棵奇花异木,双方谈妥定价5500元,一天之内开来了挖掘机、吊车、大卡车,为了保障根系和成活率,开挖了数百平方米的地盘,随行的工人们熟练地用草席绳子捆扎好树身和根系,用吊车慢慢将它吊上大卡车,村寨里的人们里三层外三层前来观看,好像专门为这棵百年的树神送行似的,几年后人们还在议论,这棵祖宗的古木卖得太可惜了!2002年,我在丽江新建成的木府里,一眼认出了这棵家乡的“神树”,它依然健壮挺拔,只是错过了久违的花期。

        原先在玉兰树根旁,有一个青石板镶出来的池子,常年清泉汩汩,青苔飘逸,是上乘的酿酒源泉。在泉边右侧,就是生产队的酿酒坊,家家户户每月只能分配到四两的白酒(主要原料为包谷、麦子、高粱、大麦),而酿酒的杨春福大爹和几个师傅,在每次酿酒时,总会先尝尝头酒(刚刚酿制出来的热酒) 的度数,尝得红光满面,“醉生梦死”了!

       酒厂对面,就是队里的马厩、羊圈、猪圈和牛圈了。每天,生产队里的大小牲畜被村里的人轮流着放到山上、江边,风雨无阻。但牛马的日常工作量有些时候比人还要苦累,在春播秋收的轮回中,成群结队的马匹先要驮粪,每匹马背先架好马鞍,然后各拴一只大竹篮,为了防止马匹糟蹋庄稼或者是中途逃跑,每匹马都会套上马龙头(又叫马料兜),头马往往会被人牵着缰绳走,一旦制服了性情暴躁的“头领”,其他马匹就会言听计从,各组的饲养员都给自己的马匹起上一个易记好听的名字,比如“梅花” “枣红”“雪兔”等等,几十匹马与他们相濡以沫,照料马匹总是疼爱有加,细致入微。

        而马车队的马匹更是众群之马里的佼佼者,辕骡更是长得彪悍体壮,威风凛凛,其余的四匹马也是得力的“干将”,因此,马车队的这些马匹会受到一些特殊的待遇,平时的精饲料会多一些。农忙前后,饲养员们就会显得格外细心和忙碌,纷纷给这些骡马修蹄脚钉好马掌,以便在各组的抢收劳作中不轻易输给对方。除此之外,就是那些鞠躬尽瘁的“孺子牛”了,耕地耙田往往披星戴月,渴了喝上一桶撒了少许饲料糊的清水,饿了吃上一捆饲草,累了跪上四蹄还要反刍。在遥远的乡村年代,我的父老乡亲就如这不知天问的骡马和牛群,承载着风雨飘摇的岁月,在深深浅浅的土地里,用汗水和泪水写下了自己的乳名,收获着一丝丝聊以慰藉的甘甜。

       我的外公次里是一位东巴,生性刚烈,桀骜不驯,做事沉稳,尊老爱幼,凡事以理为主,他最恨儿女不尊敬自己的父母,还有村寨里的年轻小伙打架斗殴。记得小时候舅舅经常跟我们讲一些事,舅舅在小伙伴的唆使下,将尿撒在外公的茶罐里,同时在一家人吃饭的时候往火塘里吐口水,说脏话,这下可惹恼了“雷公”。外公二话没说,立身左手提了茶壶,右手拿了燃红的火柴头,纵步向舅舅扑将过去。惊傻的舅舅在外婆的袒护下,连滚带爬逃出家门,外婆深知儿子惹怒了“天神”,便死死拽住外公的双脚,一个劲地为儿子求饶,包括大姐、二姐也跑上前来,为弟弟求情,小妹则躲在门背后,抖抖索索地从门缝里看着外公的发威。

       外公已经气得怒发冲冠,甩口骂起了自己的婆娘: “你个死婆娘,咋个教呢娃娃,连祖宗的脸都丢尽了!” 转身对着门外,大声叫起来: “哼,你个鬼崽子!你瞧着,你有种再敢回来!” 那天幸亏一家人的劝阻,要不然舅舅的嘴巴可能要变成“火烧洋芋” 了,巴掌大的屁股可能就成了猴子屁股!后来,外公不解气地在田坝里转悠了好几圈,殊不知舅舅像山老鼠一样,三纵两步爬到家门口的大核桃树上,才算躲过了一劫。等太阳落山,才慢慢梭下树,从山花墙悄悄爬上去,躲在猪圈的草楼里。天渐渐黑下来,见舅舅迟迟不归家,外婆的心悬了起来,看着喝闷酒发闷气的外公,忍不住埋怨起来。

      “这么小年纪,被你这只‘老虎’ 骇得魂都掉了吧!你瞧瞧,黑灯瞎火还在不见回来,如果有个三长两短,我叫你赔!” 外婆火急火燎的心也开始发横了。

     “你个婆娘,就是你宠惯了,哪个见过屁大点呢娃娃,在自家茶罐里撒尿,哼,这种丢底败德的事情,还敢讲脏话,人家晓得了,不把牙齿笑落才怪。”外公用烟锅杆敲得火塘咚咚直响。

       外婆的心像茶壶里涨翻天的开水,七上八下,总想找一些话头开导外公,但总是说不出来。只得委曲求全地向外公求情: “娃娃爹,这一次是我错了,没有把娃娃教好,下回我保证不让娃娃再出现第二次错!” 外婆是个心慈手软之人,她教育娃娃从来都不含糊,她知道舅舅一定被村里的“调皮捣蛋鬼” 教坏了,这样想着说着,眼泪鼻涕吧嗒吧嗒地落下来。

      “你瞧你瞧,这点德行,我最见不得这种‘狗尿’,你说说娃娃小时候不教好,大了就教不赢了,就像犁牛一样穿鼻孔就麻烦了,我两个的老脸丢不起!”说毕,从木炕(纳西族人家都有,炕上可烧火煮饭,有神龛和老人睡的篾席床,女人一般不准上去)上一骨碌站起来,取了三炷竹香点在神龛上,再拿出藏在柜子里的三尺铜刀(有点像尉迟公的铜鞭造型,小时候我见过两次,后来不知所踪,到现在想起来,可能是一件有些价值的“藏品” 吧)祭拜神龛,微闭双眼,口中念念有词,不再搭理任何人的话语。

       外婆心里清楚,知道东巴是以传扬行善积德为主,最忌讳脏乱和秽物,最看不起偷鸡摸狗不务正业的人。外公给了自己台阶下,就赶紧招呼几姊妹点上明子火把,在村寨中分头寻找舅舅,无果而返,这可急煞了外婆。机灵的小妹忽然想到了两姊妹经常“躲猫猫”捉迷藏的草楼,扒开草料发现舅舅时,他已经呼噜震天,屁事不知。

       自从那次“血的教训”之后,舅舅好像一夜之间懂事长大了,渐渐成为村中邻里孝敬父母、尊老爱幼的典型。在我从小的记忆里,外公经常穿着一件羊皮褂,烟锅杆从不离身,头上戴一顶青灰色的土布帽,即便洗得发白,帽檐脱落,让外婆用针线缝补一下,又把它戴上,裤脚经常向上卷着,一双黄胶鞋洗得褪了色摞满了补丁,从来没见过他穿过一双袜子,整天极像济公活佛一样乐不可支,因为体形瘦削高大,走起路来总是迈着大步,性格大大咧咧,什么事情不会遮着掖着,就像在生物课中讲到的腔肠动物门类型了,村寨里的人们除了尊敬客气外,小孩子一看到他那双鹰一样的眼睛,总觉得怕丝丝的。而外婆总是和蔼可亲,贤惠能干,没有合不来的人,家里有一点零食,都会分给小娃娃吃,因此,长辈们经常会来家里冲壳子(闲聊)。

        听父母闲谈时说过,我是在外婆的脊背上长大的,稍不留意,我就一个人跑到外婆家里,尽数搜刮外婆舍不得吃喝留下的好东西,在没有电灯电话的年代,半夜三更见我没有回来,父母会点着明子火把到处找我,有些时候我已经熟睡背到家里都不知道。在舅舅家堂屋的镜框里,我始终不能忘记有一张自己站在外婆、母亲、小娘跟前的黑白照片,头戴长长的毛线帽,穿着背带裤,胸前再戴一个小碗大的瓷质的毛主席像章,听说那时我才三岁。有一次在外婆家门口的“喇叭树” (核桃树,因果子大得名) 下的小水沟边,因饥饿误食了野芋头,麻得我哭爹叫娘,生不如死,最后连嗓子都哑了,几个小老庚把我送到外婆家里,外婆硬是从柜子里拿出一砖红糖,砍了一小截给我,直至我把一家人半年的红糖份额吃完,蚂蚁子挠舌般的感觉才渐渐消失,后来一见到野芋头的叶片,我就望而生畏,头皮发麻。

       听外婆说过,我母亲是以养女的身份被“白古家” (村东头第一家)要了去,白古家两位老人膝下无儿无女,两老人恩爱有加,年轻时创下家业无数,老屋基占地有近十亩,盖了好几间瓦房,牛羊成群,还雇了长工,但随着年龄的增长,家里的东西三天两头被小偷偷去,再加上白古家阿祖因为病痛,慢慢喜好上抽大烟,到母亲去侍奉老人时,家境如日落西山,渐渐衰败,长工也趁黑夜不辞而别。到父亲上门到白古家当女婿时,老人已经垂垂暮矣。作为父母,外公外婆无论对儿女,还是对女婿,都格外疼爱,说句实话,外婆对母亲总是多了一个心眼,外婆有一年胃出血,差点要了她的命,母亲高小还未毕业就辍学在家,从十四五岁开始,稚嫩的双肩就承担起了大人的活路,自小养成了事事不愿落伍,无论挣工分,还是干家务,总是“眼黑” (贪心),总想把一年到头的农活,在十天半月之内就要完成似的,长年累月积劳成疾,得了一身痨病。待小妹出世不久,母亲就得了重病,一下子就垮了一半人。

       记得母亲病倒在火塘边,一只脚背不慎被火烧伤,父亲不知从哪里听到一个土方子,带着砍柴刀上山削来一篮子野山楂树皮,在大铁锅内连夜熬煮,捞去皮渣,再用微火熬成“山楂糊粥”,冷却后就变成了“阿胶浆”,一遍遍敷在母亲受伤的脚上,父亲忙活路累了的时候,我依次效仿,为母亲细心涂抹。数月下来,母亲的脚渐渐痊愈,虽然留了一点小伤疤,但幸而没被感染致残。

       有一年,村里来了一个江湖郎中,被杨允正老庚爹领到了家里,坐在木楞房的火塘边,郎中的三寸不烂之舌口若悬河天花乱坠,当时我们听得目瞪口呆口服心服,据说他的单方能根治母亲的病,一家人喜出望外。酒足饭饱之后, “神医” 拍着胸脯对父亲说:“大家都是‘朋友’,家家门前都有一块滑石板,帮忙朋友做事是应该的,如果治不好病,就不收钱!” 家人自是感激流涕,好像白日做梦遇到了大慈大悲的活菩萨!我只记得“神医” 只说了水冬瓜树上的大黑蚂蚁和野生天麻之类的两味药。

        第二天,血气方刚的父亲兴致高涨,带着一点干粮,冒着雨爬上“大火山”(当地山名)、“药路花比” (纳西语放羊子的山林)一带的山上找药,那一带山上父亲再也熟悉不过了,这样来回跑了几天,大黑蚂蚁捉了半斤左右,野生天麻挖了好几斤,然后在队里赊来两斤酒,拿着“神医”开给的一些不知名的“药引子” 面面,精挑细选后把它们分别泡在几个土瓶子里,按照“神医” 的吩咐,必须泡足了一个月之后才能喝,为了感谢“菩萨”,父亲杀了大母鸡,好好招待了杨允正老庚爹与“神医”。待酒过三巡, “神医”才对父亲说,我的药在别处可能要六十元左右,但看到“老朋友”的面上,加上你们家里也不好过,就给我四十元得了!四十元在当时的农村家庭,可谓是天文数字!

       父亲说:“要钱真的没有,你看看家里有什么值钱的拿去,要不是捉几只鸡,或者是逮一头猪去!”

      老庚爹也帮衬着说道: “三哥家里实在困难,再说药都没有

吃,不知道好不好?”

      “神医”借驴下坡,大发“菩萨心肠”,可怜兮兮地说道:“是了是了,既然老庚都说了,我们是不交不相识,医好病人是我们的本分,我看家里也不容易,这样得了,药费总计三十元,先赊欠十元,等老庚妈的病好了,我再来拿十元钱,咋个样?!” “神医” 看了看老庚爹和父亲。

       父亲听着把自己也被“神医” 称呼为“老庚” 时,吧嗒吧嗒地抽着旱烟寻思了半天。那年月就连五元钱都要到生产队里写借条,如果一下子要拿出二十多块钱,这不等于要了自己的命!

       父亲闷闷地喝下一口包谷酒,真诚地恳求道: “老庚你也晓得家里的困难,实在没得办法,只要老庚妈的病好了,你说拆了我的房子牵了我的牛,我都不会心疼,现在叫我到哪点去‘抓’ 这笔钱!”两人没有出声。

      父亲毅然说道: “先捉一只下蛋的大母鸡,剩下的十五块钱,我到生产队里去借,给得!”

      老庚爹说:“该帮忙的要帮忙,实在困难了,能给一点已经很不错了,你说是不是,‘老朋友’!”

     “神医”喝得红光满面,双手一拱,满口豪言壮语,振振有词地说: “哎哟,我们都是一些‘苦命人’,都是一根藤上的苦瓜,我也不是那种见钱眼开的人,看得起我这个‘医生’ 就给一点开销钱,家里边上有老下有小,人在外头闯,只是混一下自己的肚皮了!”

      正在相互寒暄闲谈讨价还价之时,生产队长阿林爸觑着一只眼睛,用竹竿掀开刺篱笆径直走到院坝里,闻到酒香就走进家里,看到父亲就直呼: “哦哟,三哥,今儿个是啥子节气, ‘打牙祭’ 也不说一声,你的日子过得不错嘛!”

      “哪点哪点,老庚领了‘医生朋友’来看病,还在谈要到队里借钱的事呢!你来了就合了,先喝一盅酒,我马上给你拔眼睫毛。”父亲随即倒了一盅酒,拿了一双竹筷给队长。

       队长有一个小小的顽症,隔三岔五眼睫毛就会倒戳到眼珠子上,折磨得很多时候睡不好觉,稍微刮风下雨打雷,眼皮子就抖动得不得了,日子一长,左眼就渐渐变成了“觑觑眼”,见不得太阳光,不时淌着眼泪,幸好一年三百六十天都戴着帽子,不然就更惨了。

        村里的人总拿他开涮: “你的‘雀盲眼’ (当地俗称,又叫‘眨巴眼’) 是不是看了不干净的东西,还是做了见不得人的事,赶紧叫三哥给你拔光了算了,反正你又不是癞子,我们用不着防你!哈哈哈!”队长也不生气,经常以此向婆姨们开玩笑说———这叫“梭镖眼”!

       婆姨们一听到这话,瞪着眼睛,甩开围腰,一个劲嚷道: “去去去,癞蛤蟆想吃天鹅肉,你还不如我家那头‘老牙猪’呢!”

       队长已经听惯了她们的泼撒,自然不去搭理,反倒背着双手说道:“你们再敢说,我就扣了工分!” 婆姨们更是如法炮制,得理不让人,嚷道:“你瞧你瞧,他还生气了,啊啧啧,还男子汉‘大豆腐’,谢谢你‘老人家’高抬贵手,千万不要扣工分,我们做牛做马都得,不然上有老下有小,今后日子咋个过?!” 随即一阵山歌小调,惹得队长真有些云里雾里飘飘然了,高一脚低一脚地哼起

了小曲子。

       说来也怪,每次由父亲给队长“医治” 眼病,往往是“手到病除”,只需要分把钟的时间,加上父亲为人厚道善良,有一手上乘的手艺,又是生产能手,深得队长的信任青睐。

       按照往常拿了一只竹篮,底朝天凳在院坝里,队长规矩地坐在篮底上,父亲把他的帽檐拉朝一边,右手拿着小小的镊子,用左手拇指和食指轻轻掰开左眼皮,就着阳光细细看了看,随即镊到眼睫毛轻轻拔出,队长言听计从地闭上一会儿眼睛,眼泪刷刷地流下来,待睁开眼睛时,好像做了白内障手术似的,定定地能够看人了。

       队长整了整帽子,用双手干搓了一下双脸,长长地舒了一口气:“啊啧啧,实在安逸,你这个‘土医生’ 在苏普湾大队还有不起呢!”队长高兴地坐到火塘边,询问起刚才借钱的事情来。

        队长呷了一口酒后说道: “你这个‘神医’ 开的药还没有吃,也晓不得好不好,如果好了,那当然是再好不过了,你就是三哥家的‘活菩萨’,万一喝的药有问题,你脚底下抹油———溜掉,我们到哪点找你?给是!”

       沉默片刻,队长掏心窝子说道: “三哥家穷得叮当响,困难得很。队里很多人家都一样,上有老下有小,白米饭也吃不上几顿,我做个中间人,三十块钱太贵了,人家拿不出来,好人不能欺负,这样好了,我打包票,三哥出五块,生产队破例借给十块,也不要捉人家的大母鸡,剩下的五块钱,等人家病好了,猴年马月都可以来拿!这样好不好?”

       有了队长的这番话,坐在一旁的老庚爹赶紧对“神医朋友”撮合起来: “得了得了,连队长都打包票了,就当做一点善事吧,何况马上可以拿到钱!”

      “神医”自是江湖高手,见风使舵,顺杆而滑,他也深知队长的权威,能拿到钱又有吃喝,高兴还来不及,眼角现出一丝贼亮的光,满脸堆笑地说: “行行行,既然队长说了,我百分之百相信,等明年这个时候,我还会再来看‘老庚朋友’,大家一回生二回熟,今后请多多关照!” 说完,双手一拱,只差没有跪下去,这是我第一次看到外地人到村寨里“做生意”的场景。

        既然队长振振有词地立下了“军令状”,父亲自是感激不尽,从言谈举止中,父亲似乎朦胧地闻到了一股“江湖” 的味道,但“木已成舟”,也只能硬着头皮———死要面子活受罪了!

       父亲让我找来铅笔,当时读书纸贵如油,队长慢慢从裤包里拿出一个起满褶皱的金沙江烟壳,细心地摊开抹平,我握着小半截铅笔,让队长说一字写一字,我读小学时候的第一张写给生产队的借条,就这样在众目睽睽、歪歪斜斜的点画中诞生了,借条内容简单如下:

借条

      今借到苏普湾(士旺中村)生产队人民币十元。

      大写:拾元正

     此据

                                                                                                   担保人:和次里(盖章)

                                                     借款人:洪应恒(画押)

                                                                   1977年×月×日

       队长看着东倒西歪的铅笔字,对父亲说: “这个娃儿不错,要好好叫他读书!”说毕,叫上父亲来到队长家里。

       队长从木柜子里拿出干瘪瘪的印泥,从腰间掏出印章,蘸了蘸印泥,用嘴哈了哈气,双手握紧印章稳稳地戳在“担保人” 上。父亲用大拇指蘸好印泥,学着队长的模样,左手捏着右手,准准地将红印摁在“借款人” 上。队长看看借条准确无误,随即将它夹在一摞皱皱的纸中间。

       父亲拿着新中国成立以来发行的一张老款十元人民币,怔怔地看了半天,当然,他不知道如今的假钞是什么样子,这是他对母亲忠贞坚守的承诺,也是父亲有生以来第一次向生产队借款。到家后,父亲悄悄从一个古色古香的木柜子里拿出一摞红布包扎的东西,打开后一看,原来是几本崭新的书籍——— 《毛泽东选集》一至五卷,他逐一翻开书本,在其中找到了两个五元钱,父亲咬着我的耳朵说: “儿子,家里没有钱了!不要跟他们讲!” 我懵懵地点点头,“神医”拿了钱,一个劲地夸赞父亲是个好人,好人会有好报。(后来想想,真不知道老天长不长眼!)

        药酒兑换了几次,母亲的病一直没有好转,“神医”的“江湖宣言”像肉包子打狗———有去无回!有一天,队长找到父亲闲谈,推心置腹地说:“三哥,那个‘神医’ 一看就是贼眉鼠眼,这些人骗人骗惯了,骗到老实巴交的农村人,哼———不得好死!”

      “你老庚也不是啥子好人,听说他得了五块钱,三哥,你借的十块钱,忙得赢的时候,帮队里多编一些篾货,要不然今年又要‘倒刮’了,你说给得?!”

      “阿嘞嘞,队长,你说到哪里去了,哪个好我自己心里边有一杆秤,既然是老庚朋友,亏一点也是‘福’,给是?” 两人会心地笑了。

       说句实话,村里的人都晓得,老庚爹确实拿到了五块钱的“导医费”,但他的聪明才智始终离不开赌博,做过一些生意发了一点小财,然后再去赌,长此以往,上上下下欠了人家好些钱,到头来听信他人谗言,说儿媳与他人有暧昧嫌疑,不明事理,不求法律援助,一气之下,竟稀里糊涂自缢身亡,成为村里闲谈之余的一大憾事。

      到后来我才知道,在当时,《毛泽东选集》是每个党员必备的书籍,闲空里都要认真阅读,那时候的父亲已经是党员了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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