上午9点左右，我们装船完毕，食品组老张把调拨单交给船老大。我们简单地吃了一点儿早点，穿上自制救生衣（每件用四个篮球胆缝制），个个都像哺乳期的妇女一样，挺着硕大的“乳房”就开船了。
在满架水下航，分工相当严谨，前桨三人后桨三人，船头还要站一个用撑杆拨开江中的乱木头，以防碰撞船体。大家使劲划向江水中流，顺流而下。
当时天气明朗，视线非常清楚，浑浊的江水凶猛地撞击着船头，不时有浪花扑到船里，漩涡也一个接着一个。船老大目不转睛地注视着前方，我用撑杆拨开撞向船体的浮木。大家都平生第一次在满架水放船，个个都把心提到嗓子眼上，不敢有丝毫马虎，船老大的话就是命令，他喊使力划大家就使力划，他喊停大家就马上停止。有时江水主流紧靠江岸悬崖，船也沿着悬崖飞驶，我随时准备将撑竿向岸上撑去，但凭着船老大娴熟的掌舵技巧，每次都巧妙地避过与岸相撞。我们从早上9点出发，大约12点时就走完了七十七公里水路，颇有“两岸猿声啼不住，轻舟已过万重山”之感。最后，我们顺利地在下桥头大岩房小河口码头靠岸，大家不约而同地长吁了一口气。
从这里到下桥头公社还有七公里，我和老张上岸步行去通知食品站赶快来运猪。刚走了两公里，迎面来了两辆马车，一问，是帮食品站拉猪的。原来我们一出发，吾竹食品组老张就通知下桥头食品站了。我俩随着他们坐马车回到江边，马上把猪一头头赶上车。一辆马车只能装五头猪，我算了一下，就算快去快回当天也可能拉不完，并且有几头猪已经奄奄一息了，还可能过不了夜。天气闷热，下午说不定还会有大雨，我们也很担心，就向赶马车的人说请食品站多找几辆马车来拉，今天一定要拉完。果然，第二趟就多来了两架。拉了三趟，到晚上8点才把猪拉完。整个船里都是猪的粪便，奇臭无比。接着，天渐渐黑了，乌云密布，我们赶紧把船拴稳，把行李、粮食等家什全部运到大岩房。还正在做着饭，大雨就铺天盖地地下来了。
第二天一早，天灰蒙蒙的，毛毛细雨下个不停。我们叫老吴和老张在家洗船，其余人穿上自制的雨衣上街找食品站算运费。到了食品站，只见几个工人正在杀猪，说是我们运来的猪昨晚死了两头。食品站站长板着面孔，穿着长筒雨靴，披着雨衣，在那里指手划脚，那模样就像电影《列宁在一九一八》中的捷尔任斯基。以前我就听下桥头的一个同学说过：食品站站长姓贾，是一位南下干部，早年当兵，脾气很大；他最讨厌别人叫他贾站长，只能叫站长，否则你明天都拿不到运费。想到这，我就跟他寒暄：“站长你年轻时当过兵吧？”他说：“当然，我在四十三师当过排长，后来转业到地方的。”我嘴上说着“怪不得，看你像指挥过战斗呢”，心里却暗地想：现在可活脱脱是七十二头猪的排长了。贾站长很高兴，接着显摆说：“要是不转业的话，起码也是个团长了。”我们就恭维他说：“那现在就不能叫您站长，而只能叫团长了。”
我们一直等到他们杀完猪，我才问：“站长，能不能把运费算给我们？”他说：“再等一下，我把猪肉寄到中甸后才有时间，你们休息一下。”他说着，又指着旁边一堆猪肠说：“这副猪下水我们也懒得打整了，就送给你们吧。”我们大家都高兴地说：“那就太感谢站长了。”几个人赶忙上前，七手八脚把猪肠草草翻了一遍，找了个尿素口袋叫老九先拿回船边接着打整，今晚就下锅，其他人还等着结算运费。
将近中午，贾站长才喊我们进他的办公室算运费。我们赶紧掏出携带的“春耕”烟，虽然明知他不抽我们的劣等烟，但还是双手奉上一支。他忙说：“抽我的，抽我的。”就给我们每人递了一支“春城”。当时“春城”烟可是他们机关干部的“特供”物资，老百姓还只能靠他们的“施舍”才能抽到一支。他又给我们泡了一瓷口缸茶，然后慢慢地说：“你们的运费要先到民运站算好了才能到我这儿来领款。”我说：“本来准备到民运局算的，但你的是生猪，我们船的吨位是十二吨，而现在又是大水天，最起码要算给我们十吨，还麻烦站长给个证明说明情况？”他慷慨地说：“可以。”就给我们写了一张要求给足十吨载重量的运费单。当时的运费是一百公里一百公斤付三块七角七分。拿到证明，我们就到民运站算运费。
到了民运站，他们正在学习毛主席的“最新指示”，看到我们几个人的样子，都笑了起来，因为当时天气已经晴了，但我们还套着尿素口袋。有人问我们：“是不是算运费的？马帮还是水运？”“是水运。”“那小陈去算给他们。”我们跟着那位小陈到办公室，出示了贾站长的证明，他看了一看，就出去请示一位大概是什么“长”的人。过了几分钟，小陈同一个大胖子进来了。小陈说：“这是民运局革委会李主任，有什么事你们请示他。”我们明知他更不会抽我们的烟，但还是抽出一支递上前。这位李主任摆摆手说“不会”，但我们明明见到他们刚才开会时还在那里吞云吐雾。他接着又说：“你们的事小陈跟我说了，由于情况比较特殊，就按原来你们运粮的吨位算给你们吧。”我们连说：“谢谢主任。”我们平时一船载重为十吨，按当时每百公里百公斤付3.77元计算，从吾竹到大岩房小河口的七十七公里水路共计运费290.29元。这样，我们又拿着运费单到食品组找贾站长拿钱，等钱算到手已将近下午6点。我们几个人连商店也不能去了，就赶快往江边走。到江边时已经黄昏，幸好老吴他们已做好晚饭等着我们几个，大家就趁天还没有黑尽赶快吃晚饭。
第二天一早，我们吃过早点，换上干净一些的衣服，去逛桥头商店。当时，几乎所有的商品都是计划供应，连一双胶鞋也要由生产队分配，一般就只有队长和指导员的份，像今天大家上街穿的都是草鞋。因为是放船，大家都需要一条短裤，但找遍整个商店都没有。最后，大家什么都没有买到，只有老吴买了一个笔记本准备给他明年上附设初中的小女儿用。
我们七人在大街上逛了几个小时，直到肚子咕噜叫了才知道已经到了中午。桥头地处交通要道，过去就有私营马站，但那时仅存一个国营小饭店。我们几人很想去里面开开荤，但当时没有粮票是买不到饭的。大家都说回江边吃算了，我开玩笑说：“去看一下嘛，闻点饭菜的香味也好，再不然买一盘肉吃，该不会还要肉票吧？”船老大说：“是也倒是，不去显得我们太寒酸了！”到了小饭店，大家围了一桌，旁边有四个干部模样的人在吃饭，桌上摆满了大盘小碟。我到售票窗口看了一下，嗨！是我读初中时的一个女同学在卖票，我就跟她搭讪起来。她告诉我六六年毕业后，在社会上混了两年，今年才招工到了桥头饭店。在读书时，我因性格孤僻，同女同学交谈甚少，但不见了几年的同学相见，倒也显得亲热。她问我：“你毕业后干些什么？”我说：“毕业时开始“文革”，你们都忙着四处串联，听说你还到了北京？”她说：“是的，第一批红卫兵就派着我去北京串联。”“那你见到毛主席了吗？”我很好奇，因为毛主席接见第一批红卫兵的记录片我们都快看烂了。“我们在大老远，人山人海地，生怕跌倒被人踩着，哪里还来得及看，就这样不由自主随着人流走了两个小时，回到旅店，整整睡了一天。——对了，你呢，你也讲讲你这几年的事嘛。”我说：“嗨，我的情况你也了解，六六年毕业后就没有上学了，学校正在批判‘三家村’，我家里困难，就没有同你们一道闹革命，回家参加生产队劳动了。”“那你在农村干什么工作呢？”“什么都做，烧过瓦、石灰、炭，还挖过滑石；像犁田、耙地、插秧、割麦这些农活都做。”“那你今后打算干什么呢?”“泥脚杆，还想做什么呢，队里让干啥就干啥，你看这次就安排来放船嘛。”她转过话，问：“你们到桥头有什么事？”我说：“帮食品组运来七十多头肥猪，今天你们吃的就是我们运来的。”“吃饭吧。”她说。“我们没有粮票。”我向她坦白。老同学大方地说：“嗨，没关系，你们要吃什么就自己点，我来付账！”她说着就带我们到厨房，点了八盘回锅肉、八盘炒瘦肉、一大盆豆腐汤和八碗饭。她还问我们喝不喝酒，我说有的话给半斤就行。当时中甸产的青稞酒是半斤装的，每斤才五毛钱。菜上齐后，大家也就不客气地围成一桌吃起来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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