水文站的老李一个人守在江边，他为人和善，加上孤独，和我们这些放船人很处得来。我问他今年的水情如何，他说：“赶不上五三年的大，但汛期特别长，已有三十多天保持着一定的水量，我每天要向重庆方面通一次水文资料，报告一下水情。这么大的水很危险，你们还运什么东西?”我说：“我们运了一船肥猪到桥头，今天到石鼓玩了一天。”“放船苦啊，以后公路修通后，恐怕永远也不需要放船了！”老李叹口气感慨。我们几个再聊了一会，不知不觉天已经黑尽，老李看看表，出门打着手电看了一下水位线，在笔记本上不知记了些什么，就告别了我们。
从石鼓到我们车轴只有二十公里水路，但水流湍急，可能要两天才能到家。幸喜这几天都没有大雨，不时只是一阵阵小雨，这样还稍微轻松一些。我们吃过早饭，七手八脚收完东西，又重复着头一天的工作。当晚来到达勒沟沙米岸脚上歇息，那里靠江边有一汪泉水，永远是跟着江水涨落。水涨它也在江边，水落它也在江边，清水涌向江中十米左右，逼开浑浊的江水，彼此分得清清楚楚。记得以前学过的一个成语“泾渭分明”，应该就是这个样子了。我们到那狂喝了一阵清凉的泉水，猛然间看到清浊交混处有鱼在流动。我们很高兴，喑暗想着，明天一早一定要来炸上一炮。
第二天早上早早起来，我和老王就把炸药包好，悄悄来到清水塘边等候。当太阳刚刚照到江边，只见有几条游鱼来到了清水塘中，好像影影绰绰还有非常大的一两条。我把炸药包挑在长竹竿上，老王用烟头点燃导火线，我慢慢将炸药包伸到清浊交界处，轻轻地放入水中。水面上霎时冒出了一串串气泡，几秒钟后一声闷响，再过了数秒，只见鱼儿肚皮朝天往上漂起来。我们赶紧用网兜捞，因水流缓慢，加之下边又用船堵着捞，不一会儿就将十多尾鱼捞光。我们正准备回船上用鱼做早饭菜，船老大还在江边，只听到他兴奋地大喊一声：“有一条大鱼！”我们一看，江中只漂出一块黑黑的背鳍，看上去非常大。我们赶快把船撑过去，那鱼又沉了下去。我们正紧张，船老大很有经验，说别急，果不然一会又漂了上来。我赶紧用网兜从鱼头方向去兜，但抬不起来，只好慢慢把它拉到船边，老张过来帮忙才将它提起。嗨，是一条近四十斤重的大花鱼。这是一种专吃其他（它）鱼类的食肉鱼，其味相当鲜美。听老人们讲，雍正二年，中甸改土归流，有一个北京来的大官从这里经过，看见一条大花鱼在清水塘中往上看，就赞美说：“多好看的一条大花鱼啊！”又看见水塘边大树上盘着一条大蛇，正吐着信子盯着大花鱼，就讨厌地说：“这么丑的一条蛇！”刚说完，那鱼马上跃起，一口就将蛇头咬住把蛇拖往江中。所以就有人说：从那以后，因为大官说过话，这个清水塘中就总是有大花鱼，而蛇就从来也不敢来了。过去，人们是不敢来这里捕大鱼的，解放后打破迷信，加上六十年代饿肚子，粮不够吃，沿江一带老百姓就天天来江里捕鱼、炸鱼。这个清水塘因为鱼多，天天都有人来捕鱼；如果用雷管炸，一漂就是几十尾。到了这两年，才慢慢开始减少。
我们欢天喜地地吃过早饭，将船划到对门三仙姑，当时是红岩公社。我们将大鱼扛到供销社那儿卖，当地百姓没有见过这么大的鱼，纷纷涌来看稀奇。我们把鱼割成小块，三毛钱一斤，不一会儿就卖光了，只剩一个大鱼头没人要。
从家里出发到现在已是十一天了，我们原来估计十五天到家，但近两天因为天气转晴，水位突然下降，可能两三天就能到家。我们就偷偷商量，干脆在士达休息两天，反正是算十五天的工分，回去早了就只记十三天。我们手里还剩下一包炸药，每天炸上两炮，也不愁没有鱼吃。于是，我们就把船拴在清水塘边停下来。由于水小了一些，我们也放开胆子游泳，游累了就躺在沙滩上晒太阳，或者就在树阴下打扑克玩。吃过晚饭，大家还余兴未尽，点着松明火把继续玩到两点。
轻松了两天筋骨的我们，只用了一天时间就将船拉到昂嘎，那里已经是我们生产队的辖区了。昂嘎那里有一块石碑，高两米，宽一米有余。清康熙年间，车轴、仕达一带的乡绅集资，老百姓出钱出力，硬是在江边悬崖上用手工修凿了一条长二百余米的人畜通道。当时考虑还挺周全，在路的中段还特意修宽一些，让两头通过的马帮可以错开。只可惜那块石头在一九六九年修路时被一炮炸得粉碎，只有我们这辈人才有印象了。我还记得开头两句刻的是“修数百年崎岖之路，造千万人往来之桥”，后面刻的是集资人姓名和集资数额。我记得最清楚的一个是王万清，捐银十两，其它的就少得多了，一二两和几钱的大概有百人之多。
当时我们将剩余的粮油瓜分了。老吴说回生产队报到，船老大就说：“吴大爹急什么，才十四天呢，我们明天再闲一天。”吃过晚饭后等到天黑，大家就约定不要招摇，悄悄地背着家当先回家休息，第二天起个大早，吃完饭悄悄到船边集中。
第二天天还没亮，我们果然都如约来到昂嘎船边。才过了一夜，水又往下落了将近一米。金沙江就是这样，涨得快落得也快。因为水小了很多，我们的胆子也大了，中午时我和老王划了一张小筏子又去炸鱼。这一次是将筏子从中流往下划，我将炸药包轻轻的从筏子边上放下去，然后用桨拼命往外围划……，只感到筏子一震，全身像被低度电忽地触了一下，紧接着一声闷响，水面冒出一个大蘑菇泡，鱼一条接着一条地在筏子周围漂了上来。老王用力将筏子左右前后划着找鱼，我则用网兜把鱼一条一条捞上来，倒在扣在筏子上的背篓中。这一次得的鱼不大，都是八九两一斤多，但数量相当可观。捞了近二十分钟，看看水面没有鱼了，我俩就将筏子划向江边。我们每人分了十多条鱼，大家把鱼串好，这才把船划到王船长家门前的江湾上拴牢。
严格地说来，这一次运生猪一共用了十一天时间，但路上玩了四天，仍是十五个工分。到家后，我又回到电厂劳动。雨季也慢慢过去了，电厂的蓄水池也开工了，我又投入到轰轰烈烈的大会战之中。
我们加班加点，抢在当年“十·一”国庆节将电厂修建完毕，向国庆献了礼。开完庆功会后，我们多余的民工也就各自回家。随之，江边公路也基本通车，各个大队的胶轮拖拉机欢快地跑起了运输，盛极一时的船运悄悄地消失了。但作为一名船工，我依然十分怀念当年艰苦、危险但又不乏欢乐、充满野趣的放船生涯。
口述者：萧嘉麟，农民，现居云南省中甸县。以上资料由其子萧亮中提供。 |
